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危急关头，党中央毅然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间，保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7月，党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周恩来受党的委派秘密前去组织领导。
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严守秘密，动身前一晚才告诉邓颖超自己要走，但去干啥、呆多久，一概没有讲。他在7月27日抵达南昌，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当天便秘密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也是在这一天，叶挺、贺龙率部从九江乘火车，先后到达南昌。自此，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加紧开展起来。
在起义准备的最后几天，叶挺、贺龙分别召开会议下达起义决定和战斗任务，并且严格控制了知悉范围。7月31日，全营官兵都接到了黄昏之前出发的通知，但去哪里、做什么，并没有明确。那之后，具体任务也是逐级传达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撰的《南昌起义资料》记载：“（部队深夜露营后）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作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这期间，起义部队还以“会朋访友”“移防安营”等名义，想方设法对任务目标进行秘密侦察，以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
直到深夜，起义部队才秘密行动起来。据时任贺龙警卫连长黄霖回忆：“整个起义军的各部都遵照命令，根据各自的任务，向各个敌人驻地秘密移动，将敌人秘密包围，或秘密接近敌人，占据要点，以便一听到信号，就立即发起冲锋，歼灭敌人。” 8月1日凌晨，随着起义枪声的响起，各部队由秘密行动转入对敌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胜利占领南昌城。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那之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保密措施也相当得力。
那时，党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称省委为“其祥兄”（其祥，为湖南省委的代号），落款为“中原改世荣”（中原、世荣，均为中共中央的代号，当时中央决定改用“世荣”）。而省委就“秋收暴动办法”给党中央的信中，则称党中央为“世荣兄”，自称“向彩霞”。
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后，湖南省委专门强调：“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阅后必即烧毁。”同时，凡有关重要情报的信件都采取密写。据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长陈明义回忆：“毛泽东到铜鼓后，派一个人送信来。那人做小商打扮，背一捆草纸……从中取出一张来，用当时通信用的隐显法浸出来的字迹，叫我们参加秋收暴动。”参加起义的杨立三也记得：“某日宿营时，我在师长处见到了几张草纸，上面是用五倍子浸水写的字，后来用矾洗显出来，见信后面署名是‘毛泽东’。 ”
到了行军、作战阶段，起义部队更是格外重视保密。据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记载，为了秘密接敌，起义部队组织水手在水里推着木船前进，船内隐藏士兵，敌兵见空船飘来，未加注意，等到发现时船已近岸，船内战士甩出自制的土炸弹炸死了岸边守敌。隐蔽在对岸芦苇中的部队，立即蜂拥涉水而过，直冲东门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1927年12月，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准备发动起义。在张太雷的领导下，他们始终非常注意保密。
按照计划，起义以第四军教导团（由叶剑英领导）、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于当月11日凌晨发动。在此之前，教导团为了麻痹敌人，照常出操、上课、学习。参加起义的黄平回忆：“暴动前还讨论了叶剑英的问题，是否事先告诉他暴动的打算、时间和计划，他当时似乎还不是党员（实际上叶剑英已于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关系保密的原因，广东省委不掌握此情况），我们以为他虽然跟我们走，但是在敌人军队中毕竟是有相当地位，不宜把我们暴动的计划告诉他。所以叶剑英事先是不知道的。”
起义发起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战斗到第三天，被迫撤出广州。敌人疯狂反扑、搜捕屠杀，很多同志不得不秘密撤离。
聂荣臻曾经回忆说：“敌人到处搜查，搞得人心惶惶……我和杨剑英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还在八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呆了三天，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叶剑英则是在省委交通员李运全的帮助下离开广州的，1927年12月14日，他打扮成洋行职员，坐船前往香港。“当时敌人在船上搜查甚严，李运全说服船上的进步海员，把叶剑英安排在船长室，避过了敌人的搜查”。
